错失采访副总理的良机
2011月,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报道。那一年,报社定了一个大的主题,三公支出的问题要做一个专题报道,各路参加两会采访的记者要就“三公经费”问题采访各路官员,我则重点要就公车改革的问题采访遇到的各路官员。
那日,有一个重要的官员要参加贵州团的全团会议。当时,这名官员还是副总理,几年后,他成了举国瞩目的“打虎英雄”。
贵州的会议,免不了要提到茅台酒的问题。会上,有代表问时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老季,老说假酒不像传闻的那么多,市场上到底有多少?”
季克良介绍,这几年查获的假茅台吨,而茅台的销售总吨,假酒加起来不到茅台销售总量%。考虑到有部分假酒没抓到,假酒就算是抓到倍,那也只占销售总量%。
副总理对季克良说,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假茅台的传言,比刚才那位代表说得还要邪乎,茅台酒厂要出来澄清?!?#20316为茅台的董事长,你应该跟记者们说,茅台要跟假冒伪劣做斗争,但假酒没有传闻的那么多。”
会上,副总理还批评了北京银行盲目向外地扩展。报道刊登后,北京银行找到报社,说我写虚假报道,说该领导不可能批评他们。幸好都有录音,把录音交上去了此事不了了之。
网上,至今还能查到我当年的报道。
副总理在会上的发言幽默风趣,时不时逗得大家大笑,茅台的话题和北京银行的话题已经足够写两篇短小的新闻消息,但我还是想就报社确定的专题报道采访一下他。
散会后,一众官员送他准备离开,我跟了上去。
工作人员见我追了上去,好几个人跟在后面劝阻,还有人拉住了我的后衣角。机会难得,也顾不得那么多,喊了一句:X副总理,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有个问题想采访采访您。
在此前的《新闻讲堂》中,我曾说过做记者胆子稍微要大一点、不能太怯,还讲述了一次失败的经历。这一次,真的是没有怯。
副总理已经快走到酒店门口了,听我一喊,停了下来。他能停下转身,意味着有戏,我赶紧上前,身后仍然有人在拉衣角。顾不得那么多,我自顾上前把事先准备的专题报道采访简单说了一下,“X副总理,我们想了解一下公车改革的情况?!?/p>
万没有想到,已经停下并回过身的副总理听了这个问题后说了一句:谢谢你,但今天在贵州团,我们不聊其他的事。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走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有事先准备就贵州的其它事情采访副总理,问他什么呢?一愣神,他已经出门上了车。
就这样,错过了一次采访机会。
事后反思,那一次采访固然应该按照报社统一部署和安排的主题报道做充分的准备,争取就报社事先策划的专题报道采访遇到的副总理,但也应该多做几手准备。副总理能在临走停下来转过身问我要聊什么,说明他准备接受采访,但此时考验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准备。即便他拒绝了聊公车改革,再问几个茅台酒的问题,比如公务接待中的茅台酒问题、茅台的高价位等等,既与三公经费有关,也与贵州有关,或许他愿意聊几句。几年后,该副总理成了打虎总掌门人,当年如果事先问到茅台与腐败的问题,也不算太差的问题。
会后追着采访副总理是临时起意,有点仓促,但副总理要参加贵州团的会议是早就知道的,还是应该多准备几个问题,一方面准备完成报社的既定采访任务,另一方面也应该准备一些其它的问题,以备临场之变。
2020日
永远都不要忘记:到新闻现场去
辞职离开媒体后,经常坐在家里写东西,这其实不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虽然大学拿到的是文学学士,但我不是作家,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更希望去现场实地查看之后再来写作。
对于新闻写作来说,到现场去很重要。不去现场,经常会写错或者写不清楚,新闻界也是有教训的。
2014月,时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失踪”多天,从公安部门传出的消息称,郭畏罪潜逃已经被网上通缉。消息传出,媒体云集洛阳。
我赶到洛阳,第一时间去洛阳市政府大楼找到了郭宜品的办公室。虽然失多天,但他的副市长待遇还在。门缝里,塞满了各种文件和报告。我从门缝里抽出一张,居然是洛阳市最新的文件。他畏罪潜逃一个多月了,洛阳市政府还在按程序给他送文件。
著名媒体人刘万永在其出版的《调查性报道》一书中引用了我的报道。该报道,获得当年南方周末新闻奖的提名奖。
每两天,有媒体报道,郭宜品的妻儿早就跑到国外去了。该媒体引用所谓的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郭失联后,警方排查了郭的家庭,发现郭的孩子早在国外,其妻也不见踪影。其妻早已通过当地公安的关系,办理了假身份证件,“现在警方还在比对郭宜品的信息,看其是否也办理了假身份证?!?/p>
报道一出,几大门户网站首页全部刷屏。这个消息让人觉得郭宜品出逃是精心策划好了,不仅他本人跑了,妻儿也跑了。
但是,这家媒体报道的信源很模糊,但报道影响很大。于是,我打听到了郭宜品妻儿的工作单位,决定上门探访看看,她们是不是真的跑了。
郭宜品的妻子,是洛阳市政协的一个干部。在洛阳市政协,不管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她的领导、同事都向我证实:她还在上班,根本不存在逃到国外这种事情。她的领导,详细向我介绍了她的具体职位、每日上班的工作情况。
随后,我去了郭宜品儿子小郭的单位,某家银行。在银行门口,我尝试着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他接了电话,告诉我正在上班。
通电话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小郭自己是记者,只说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问问情况。聊完回酒店的路上,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XX(没有带他的姓,直呼他的名字,电话里为了让他减少戒备心,我也是这么直呼他的名字),抱歉,刚才电话因为担心你回避,我没有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记者,但你放心,我不会写你的名字,主要是证实你是不是其他媒体报道的那样跑出国了。
回到酒店没多久,该银行的领导居然打来了电话。原来,收到我的短信后,郭宜品的儿子向银行领导报告了有记者采访他这件事,银行很重视,托河南媒体同行找到了我的电话,恳请不要公开银行的名字。看来,郭宜品的儿子确实还在洛阳。
弄清楚郭宜品的妻儿是不是还在洛阳,只花了小半天时间,并不是一个难事,但当时有些媒体根本没有求证,把江湖传闻当事实写进了新闻稿里。
这是个小事,写错了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最多是给当事人增加一些困扰,但如果不养成去现场核实信息的习惯,总有一天会犯下大错。
不再是记者,失去了去新闻现场的机会,这两年基本不去写那些太复杂需要去现场求证的事情,但即便是坐在家里写文章,也总是要求求助者提供更多相关的照片、视频、司法文书等书证、物证,不能轻信口供。
有一年去某地采访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当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事情。采访中发现,对于该市市长出庭应诉这件事,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某些说法完全相反。若不是采访细致,只听书记或者只听市长说,可能就会出现细节上的失误。虽然这些失误无伤大雅,但职业记者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2020日